美学心得（第二百九十二集） 罗国正

wh000111

美学心得（第二百九十二集）

罗国正

（2026年6月）

3365、          对胡风的美学、文学思想研究

罗国正

（2025年8月于广州）

胡风（1902－1985），是现代文艺理论家、诗人 、文学翻译家，有人称他为鲁迅思想的继承人，是湖北蕲县人。长期从事写作，在五十多岁后，基本上不见有作品发表，只在监狱里写写诗。一生曲折、复杂，受到了很多的怨屈。据不完全的统计，他一生留下的作品约550多万字，享年八十三岁。由于他比较著名，各方面对他的报道、介绍、评论比较多，读者很容易找到他的相关资料，对他的生平我在此不作赘述，下面介绍他的主要美学观点：

1、艺术作品是“滔滔的生活河流里的真实通过作家底认识作用的反映。”具有“艺术的内容和机能”，不是和“科学的美学无缘”。

2、“表出了真实的历史内容，而不是模模糊糊的‘物’了。才能说‘为人生’，要‘改良这人生’。”

3、平日积累起来的对于语言的感觉力和鉴别力，平日积累起来的对于形式的控制力和构成力，到走进了某一创作过程的时候，就溶进了诗人底主观先特定的对象的活的物质的拥合方法里面，成了一种只有在这一场合才有的，新的表现能力而表现出来。“个性自然不可抑制的表现”。

4、他批评林语堂的“中心哲学”时说：它“就是意大利克罗车教授底美学思想”。“这个美学思想在文学评批评上就是斯宾加恩底表现主义的批评，也就是‘创造与批评本质相同’的创造的批评”。

5、艺术是“个性自然不可抑制的表现”，“只有在某时某地作家具某种艺术宗旨的一种心境的表现”。

6、反对把艺术送进神庙，主张能杀、能爱、能恨的文学，艺术家要走入尘世的敌我关系中，经历爱爱仇仇，才能创造出艺术。

7、“创作过程的创作主体（作家本身）和创作对象（材料）的相克相生的斗争；主体克服（深入、提高）对象，对象也克服（扩大、纠正）主体，这就是现实主义的最基本精神。要实现这基本精神，艺术家对于他的‘材料’，就不能仅仅是观察、搜集、研究、整理之类，在这之上还有别的要紧的事情去做，那就是决定自己对于我底材料的态度。”

8、黑格尔的美学思想“虽然从‘一般性的原则’出发，而且是为了完成他的‘一般性的原则’的，但他却是通过庞大的艺术史实，当时所能够看到的欧洲和印度、波斯、埃及等等民族底文学、戏剧、诗、美术、音乐一切种种类的艺术史实，用巨大的劳力去研究了、追求了。”“虽然由于绝对观念论底‘一般性的原则’底限制或妨碍，他的美学体系是失败了，但由于被庞大的史实（他本人对艺术的渊博的具体知识）所压迫，有时忘记了他的‘一般性的原则’，留下值得汲取的宝贵成分，在某种意义上，是为科学的美学开辟了道路的，但要能够吸收他，首先就得不要做它的‘工具’，而且还得‘彻底抛弃’炫学和搬教条的心情。”

9、“客观主义是对于现实底局部性和表面性的屈服、或漂浮在那上面而来的，因而使现实虚伪化了，也就是在另一种形式上歪曲了现实。”“只是凭着‘客观的态度，没有通过和人民共命运的主观思想求突入对象，进行搏斗，在作者的考验里把捉到因而创造出来综合了丰富的历史内容形象，这正是只能浮浮在现实底局部性或表面性上面，向那屈服的根源。”

10、美感性格可以走向病态和走向健康。文艺家要有健康的美感性格，把战斗精神潜入生活对象本质里面，得到思想力底加强和丰富，相应地产生感觉能力和感受能力底新特点，在美感性格上开始了变化和高扬。

11、文艺应以“五四”新文艺传统为基础，大胆吸收国际革命文艺的经验，提倡“主观战斗精神”，突出民主与科学的思想，通过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反映时代精神。通过作家的主观精神与客观现实结合，创造出具有时代性和进行性的新形式。文艺不应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发展基础，因为传统文化很多潜伏着几千年来的“精神奴役底创伤”，作家应勇敢揭示这些创伤，这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历史使命。只有继承“五四”的精神与国际进步文化接轨，才更好地“改造国民性”。三四十年代的文学有将人民抽象化、理想化，同时贬低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的倾向，他们有“游离性”、“二重人格”等弱点。

12、批评家应具有健康的美感与读者一起，提高读者的美学要求。一方面对落后的心理意识及其美学特征批判，另一方面要表现对旧的生活传统及其美学传统的反抗和摧毁，同时对新的生活的萌芽及其美学萌芽的发现和养成。文艺批评家的任务是和作家协力发掘而且改造时代的精神。

………

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到现在，从我国的最高层到文艺界、学术界、舆论界等多个方面、多层次对胡风的评论、评价、报导非常之多，在此我不作介绍，有兴趣的读者很容易就找到他的相关资料。我只从美学的角度，谈谈我的看法。首先胡风的美学思想形成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。这时，我国正处在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时期。

wh000111

1933年，胡风在上海加入左翼作家联盟，担任宣传部长，与鲁迅交往密切，他积极参与左翼文艺运动，主编《木屑文丛》、《海燕》等刊物，推动抗日救亡运动。 1937年他前往武汉，筹备主编《七月》杂志，该杂志成为“七月诗派”的重要阵地。他辗转于汉口、重庆、香港、桂林等地，倡导民族革命战争文学。1941年皖南事变后，他撤至香港，主编《希望》杂志，继续推动文艺创作。后因局势动荡，返重庆，依然从事文化工作。他为民族解放和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。胡风的美学思想主要根植于鲁迅的现实主义和苏联早期的文艺理论，尤其受普列汉诺夫、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影响较深。对其他重要的美学资源缺乏吸纳和对话，特别是对中国传统美学的“虚实相生”、“阴阳平衡”、“天人合一”、“情景交融”等理念、审美智慧未作借鉴。用单向度的现实主义过度聚焦于“现实批判”与“主体战斗精神”上，在“抒情性表达”、以虚静至道等等艺术维度上是他短板。他的理论有过强的排他性，缺少了包容性，也难以解释文艺创作里的多元现象。他的思想观点给我较强的印象是：在不少内容里是侧重在激烈斗争的艺术创作心理美学。1943年10月19日《解放日报》全文刊发了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后直至新中国成立后，胡风的美学思想依然基本上按原来的惯性进行着，他的个性和思维方式没有与时俱进，这也是后来惹出很多大麻烦的一个重要原因。我认为胡风的美学、文学思想可按两大部分来评价：第一大部分，是他对美学、文学的贡献；第二大部分是分析他美学、文学思想值得商榷、或存在不足或缺陷。

一、胡风在美学、文学方面的贡献

1、提出“主观战斗精神”的理论。这是胡风的美学思想基石。他主张作家在创作中应具备强烈的主观精神，即通过与现实生活的深入互动，将个人情感、思想与客观对象相互融合，形成“相生相克”的创作关系。作家与生活、客观现实搏斗的过程，在与现实碰撞、融合中揭示现实的本质，主观精神是推动创作的核心力量。他强调艺术创作的“主体性”与“生命力”。他的这一理论，对调动创作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有一定的积极作用，对后来的文学创作和美学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2、胡风在鲁迅“典型化”的理论基础上，进一步发展，提出“典型”应是某一时期群体精神、社会本质的概括，是与“个性”（具体人的独立性）的有机统一。他反对将“典型”简化为“阶级符号”。主张通过鲜活的个性细节来展现时代的共性。他的这一理论在为文学人物塑造上提供了更细腻的美学要求。

3、倡导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。胡风虽然以现实主义者自居，但他的理论和创作中蕴含着浪漫主义精神。他主张文学应扎根现实，同时要有主观感情和想象力，以更好地反映时代精神和人民情感。例如，他的诗歌《时间开始了》。

4、胡风坚持“内容决定形式”，又反对将形式视为内容的“附庸”。认为艺术形式并非被动适应内容，而是在内容的驱动下自然生成，而且形式的创新需服务于内容的深度表达。这一观点为文学形式的创新提供了一种理论依据。

5、推动文艺大众化与民族形式的探索。他反对文艺与大众割裂，主张通过创新形式和内容，使文艺更贴近人民生活。强调以“五四”新文艺传统的重要性，认为新文艺形式是构建民族形式的关键。他这一观点为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化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。

6、他坚守现实主义文学的“批判性”与“生命力”，反对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，强调艺术创作的独立品格。他对“创作主体性”非常重视，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补充了“主观维度”。这对后来出现的“新时期文学”，如“伤痕文学”、“寻根文学”等中的“人的觉醒”与“个性创作”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。

7、胡风的文学批评，立足文本，直面现实矛盾，结合时代背景与作家的生命体验展开分析。他批评当时某些“公式化”、“概念化”的文学，指出其缺乏对现实的真实感与主观投入，沦为政治口号的传声筒。

8、胡风创办和主编《七月》等刊物，团结了一批优秀的诗人和作家，形成了“七月派”文学群体。他通过编辑、评论和创作实践，鼓励作家们关注现实、表达真情实感。他还培养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诗人，他对现代诗歌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。

二、胡风在美学、文学方面的思想，存在值得商榷、或不足、或缺陷之处，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：

1、胡风受特定历史语境与构建逻辑影响，存在理论边界模糊、现实适应性局限和思想根源单一的情况。他将“主观能动性”与“现实性”的关系，局限在“相生相克”的动态过程，却未明确“主观”的合理边界；未明确“健康的主体介入”与“过度臆断”、“战斗精神”在现实批判、抒情叙事等不同题材的具体表现形态，理论体系不够严谨。虽然他强调了主客观的融合，未清晰把握两者之间的“度”，过分强调主观精神，会很容易陷入“主观预设”。这就会导致理论存在内在矛盾。如将创作实践的变化只视为主体的变化，并忽视了实际情况和感情的微妙变化，这种模糊性自然会导致其理论既可被解读为对创作主体的正当捍卫，也可以被曲解为“脱离现实的主观倾向”等问题，这些都成为后来产生思想争议埋下了隐患。

2、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，我国正处在激烈的抗日战争、国内战争时期，需要广泛深入地动员群众、鼓舞士气、提升斗志，确实需要一批作品具有强烈的“主观战斗精神”、“肉搏式”的内容和形式，形成奋战精神状态风格的文艺作品。但这不等于在任何时期、任何情景下，任何题材都只能用这种风格的作品。在和平建设的风和日丽环境里，在年青人热恋的甜蜜情景中，可用另一种风格的作品。还有，不同的创作主体有不同于他人的济遇、特殊爱好、个性，在特定的情景里有自己的特定的感受，有自己认为最佳的表达方式。可谓内容与形式万千变化，不能一概而论。由此可知，胡风的艺术创作思想是有很大的片面性，过于偏激。

3、胡风强调文艺创作需要通过“感性直观”把握现实本质，但未说明“感觉直观”与“理性认识”的辩证关系。我觉得，他似不清楚现实的本质是可以从多个角度审视而得出结论的。他在有些论述上表现出弱化理性认识对创作的指导作用，容易滑向“重情感宣泄、轻逻辑建构”的误区。

4、胡风将“大众化”等同于作家深入群众的“体验过程”，未充分考虑群众的接受习惯和通俗文学形式的重要性。

5、胡风只知道从久远的历史以来人民群众中长期存在着“精神奴役创伤”，同时没有考虑到这类创伤在不同信仰、阶层、文化素质的人群中的不同感受和反应。他更没有理解到：人民群众蕴藏着最伟大的创造力，是创造历史、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最主要、最根本的力量。

6、胡风的思想资源比较单一，对多元美学的遮蔽，使他的理论缺乏了包容性和解释力，并有强烈的排他性。这样就在“审美自主性”与“现实功能性”、“文学艺术丰富多样性”之间难以得到合理平衡和很好的阐释。

历史总是以大浪淘沙的方式滚滚向前，尽管如此，胡风却作为历史人物、美学人物、文学人物较显眼地存在，他的美学、文学思想，以至他的人生经历，都留给世人很多启示，值得很好地进行研究、深思。

（待续）


（本集责任编辑：詹邓  严建中）